红色通缉令到底是什么鬼?

红色通缉令,简称“红通”,由国际刑警组织在各成员国的分支机构通过该组织向各成员国发出。在中国的老百姓眼里,“红通”是追查和抓获潜逃贪官最具权威和震慑力的武器,成果非常显著。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

国际刑警组织的四种通用语言是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没有中文,不过我们仍然能从英文说明里看出端倪。

国际刑警组织对“红通”的官方解释是:

“In the case of Red Notices, the persons concerned are wanted by national jurisdictions for prosecution or to serve a sentence based on an arrest warrant or court decision. INTERPOL’s role is to assist the national police forces in identifying and locating these persons with a view to their arrest and extradition or similar lawful action. ”

这段话翻译成中文,主要含义是:“红通”代表了此人在本国获得逮捕令或被判决坐牢。国际刑警组织的角色是帮助该国警方追查到此人。

红通在英文里是 “red notice”,直译为“红色的通告”,里面没有通缉的含义。通缉令或逮捕令,一般在英文里是wanted和warrant。

而所谓的“notice”,任何有初中英文水平的人都知道,它只有“公告、通告、警告”等告之的含义。

红通实际上只是红色级别的通告,可是中国媒体却集体翻成“红色通缉令”,明显是在故意误导中国老百姓。

换句话说,“红通”的含义是:给嫌疑犯所在国发出公告,通知对方此人在其本国被通缉了。“红通”毕竟不是通缉令,既不是由所在国的警方发出,也不是由所在国的法院发出。

所以,所在国警方是否会追查、抓获甚至遣送此人,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像国际刑警组织自己说的:“国际刑警组织不能坚持或强迫任何成员国逮捕红通所涉及的个人。国际刑警组织也不能要求任何成员国应另一成员国请求而采取任何行动。”(INTERPOL cannot insist or compel any member country to arrest an individual who is the subject of a Red Notice. Nor can INTERPOL require any member country to take any action in response to another member country’s request. )

例如,当一个罪犯从东北的黑龙江潜逃至南方某省,那么中国公安部会发出通缉令,南方各省收到后会配合悬赏和抓捕,这就是通缉令的作用。可是当这个罪犯潜逃至美国的纽约,那么通缉令就立刻失效了,因为美国的NYPD(纽约市警局)可不会买你中国公安部的账。

正因为如此,中国最近开始重视国际刑警组织了,并且想方设法让自己人当选了该组织的主席。因为即使这只是一种“通告”,但中国仍然可以以此为说辞,向一些小国家施压,令“红通”在这些国家能够生效。

加拿大《环球邮报》曾经报道过,一名加拿大商人在保加利亚度假时被当地警方抓捕,关押了很长时间。原来,这名加拿大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卷入过商业纠纷。他的商业对手在吉尔吉斯斯坦有很强的官方背景和关系,通过当局下了“红通”来打击他。

自从1923年成立以来,这种滥用的案例非常之多,该组织甚至一度帮助纳粹德国抓捕犹太人和同性恋。二战后,该组织正式改革为国际刑警组织,不过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对苏联等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通讯完全置之不理。

虽然1956年设立的《国际刑警组织章程》明确表示,绝对禁止该组织的行为涉及政治、军事、宗教和种族(strictly forbidden for the organization to undertake any intervention or activities of a political, military, religious or racial character),并且获得了联合国以及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认可,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章程规定来做。

毕竟国际刑警组织的人员和经费非常有限,根本没有能力去核实每个“红通”名单上人员的情况,并且拒绝公开名单上嫌疑人的犯罪证据。可以说,即使在今天,任何一个没有司法独立的国家,只要花钱当选了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都可以随意发布“红通”,借此打击反对当权者以及与当权者产生利益纠纷的人士。

国际刑警组织一直以来有着滥用所谓“红通”的嫌疑,早已成为国际外交领域人尽皆知。英国民间组织“公平审判”(Fair Trials)一直在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不停地督促他们进行改革,可效果一直不明显。

2015年,美国金融家比尔布劳德(Bill Browder)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名为《红色通缉令》,讲述自己在金融风暴中如何与俄罗斯利益集团发生纠纷,如何揭发石油企业与俄罗斯内政部官员勾结,他们如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倒卖资产,自己的年轻律师如何在狱中被殴打致死,自己如何被当权者利用国家权力报复,最后如何被驱逐出境,又如何与国际刑警组织周旋。他因为这本书,成为反对“红通”最知名的人物。

他说:“生活在文明国家的我们,总以为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可当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与一个腐败和流氓政权有了交集,那么你有可能最后在一个第三方国家被捕,遣送回去面临非法的审判”。

这是“红通”背后不为普通人所知的真相。

幸好,世界上比较负责任的民主法制国家,在媒体、人权机构和民意的各种监督下,基本上都不会对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名单太过认真,特别是名单上有争议的人物。他们在了解研究后,基本会置之不理,只要他没有在当地犯罪。

2015年,中国公布了百名红通名单,两年过去了,还剩下60人。已经抓捕归案的30多人,几乎都是私下施压和谈判后,对方主动归案的结果,他们里面大多数也都是在国外混得不好的。比如有的人是人出去了钱没出去,本来就是个悲剧。他们的归案,与发布“红通”的国际刑警组织关系并不大。

我想,如果国际刑警组织能够进行彻底的改革,严格审查和筛选通缉名单,并且对外公布他们的犯罪细节和可靠证据,不再把牵涉政治的人物放在名单上,那么欧美大国会更加愿意配合,抓获真正的犯罪分子也一定会更容易。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当下,国际刑警组织某些主要成员国的国情特殊、意识形态奇葩,该组织自然得不到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信赖。“红通”的鸡肋状态,恐怕会一直保持下去。

我们对国际刑警组织和所谓的”“红通”,真的不必太感冒。

公子沈

2017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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